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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南開大學新聞網發稿時間:2019-09-29 18:34


  


    南開新聞網訊(記者 馬超 攝影 宗琪琪 馬超)在南開大學建校100周年之際,由江蘇人民出版社和南開大學出版社共同出版的“百年南開日本研究文庫”(以下簡稱“文庫”)第1輯19卷付梓刊行。9月28日,“百年南開日本研究文庫”新書發布會在南開大學日本研究院舉行。南開大學校長、中國工程院院士曹雪濤出席發布會並致辭。

    曹雪濤代表南开大学对参与和推动文库编撰出版工作的人员表示祝贺和感谢。他说,“文库”的出版是向南开大学百年华诞的献礼。南开大学对于日本的关注和研究由来已久,在日本研究领域汇聚了一批具有科研热情和能力的资深专家与青年学者,积淀了能够引领学界、产生影响的研究成果,形成了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并重的传统和特色。当前,学校全面推进“4211卓越南开行动计划”,历史学是南开的传统优势学科,希望以此次文库出版为契机,在打造学科特色、提升学术影响力、推进“文科振兴”计划实施的整体进程中发挥更大的牵引和辐射作用,为推进我校“双一流”建设贡献力量。

  鳳凰出版傳媒集團總編輯、副總經理徐海向南開百年校慶表示祝賀,高度評價江蘇人民出版社與南開大學日本研究院長期、密切的合作關系,對學界及到會學者的關心支持表示感謝。他說,江蘇人民出版社始終把出版高質量的學術圖書視爲最重要的使命,南開大學的學術資源對我們的出版工作是重要的支持,希望今後多方共同努力,打造更多精品項目來回饋社會、報答學人、影響世界。

  南開大學出版社原社長、總編輯劉運峰介紹了該文庫第一卷、劉嶽兵編的《南開日本研究(1919—1945)》的編校出版以及早期南開大學日本研究的情況。  

    文库主编、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院长劉嶽兵回顾和解释了1930年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提出的对日本的认识“何至于到现在还是这样朦胧”的问题,强调南开的日本研究者有责任时时牢记这个“张伯苓之问”,有责任不断地做出自己的解答,“百年南开日本研究文库”就是几代学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递交的答卷。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所长杨伯江教授,东北师范大学副校长韩东育教授,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复旦大学历史系李剑鸣教授,福建师范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院长王晓德教授,北京大学历史系王立新教授,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江沛院长,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主任杨栋梁教授,分别就本文库的学术意义、社会意义以及南开日本研究的传统和特色、南开日本研究在全国世界史学科的地位进行了详细的研讨。日本研究院米庆余教授、王振锁教授等文库作者,畅谈了各自的日本研究感受,期待南开日本研究传统在南开新百年能够发扬光大。

據了解,“百年南開日本研究文庫”的出版,旨在向南開大學百年校慶獻禮,以學術的形式集中展示百年來南開日本研究成果,進一步推動學校“雙一流”建設。文庫由幾個方面的成果構成:從南開大學創立到抗日戰爭勝利時期的日本研究成果,新中國建立以來南開大學成立的實體日本研究機構研究者的成果,以及聯合校內相關系所成立的綜合研究日本曆史、經濟、社會、文化、哲學、語言、文學的日本研究中心的學術成果。

  文庫第一輯已經出版19卷,即南開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南開日本研究(1919-1945)》(張伯苓等著,劉嶽兵編),江蘇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日本史通論》(吳廷璆著)、《日本現代外交史論》(俞辛焞著)、《日外文化交流史論》(武安隆著)、《日本東亞政策研究》(米慶余著)、《日本儒學史論》(王家骅著,王起、秦蓮星、萬麗莉、費清波譯)、《日本現代政治史論》(王振鎖著)、《日本近現代經濟政策史論》(楊棟梁著)、《日本社會史論》(李卓著)、《日本近世與近代文化史論》(趙德宇著)、《空海<文鏡秘府論>與中日文化交流》(盧盛江著)、《日本的蘇聯及中東政策研究》(李凡著)、《中日文學與文化交流史研究》(劉雨珍著)、《近代中日思想文化交涉史研究》(劉嶽兵著)、《日本近現代農業政策研究》(溫娟著)、《日本經濟轉型與治理變革論》(劉軒著)、《日本經濟産業解析:改革、創新與演進》(張玉來著)、《日本近現代教育政策研究》(臧佩紅著)、《戰後日本能源安全保障研究》(尹曉亮著)。  

    南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部、“双一流”建设办公室、南开大学出版社、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负责人,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历史学院师生代表及部分媒体代表参加会议。

         在“百年南開日本研究文庫”新書發布會上的致辭

2019928日)

曹雪濤

  


    尊敬的各位来宾、各位专家:

在我們即將迎來南開大學建校100周年之際,很高興與各位相聚在這裏,共同見證“百年南開日本研究文庫”第一輯19卷的付梓出版。這套叢書彙集了我校日本研究領域的學術精粹,是南開史學打造“一流學科”進程中的一項標志性成果,是爲南開大學百年華誕獻上的一份厚禮。我知道,文庫的出版離不開包括作者、編者及出版方等有關人員的辛勤付出,離不開社會各界的鼎力支持,在此,請允許我對參與和推動文庫編纂與出版工作的全體人員表示熱烈的祝賀與由衷的感謝!

南開大學對于日本的關注和研究由來已久。南開創辦人張伯苓校長在建校前後曾13次赴日本考察,1930年,他發表了名爲《日本研究談》的文章,強調要“努力設法了解日本的全內容,欲求了解,惟有研究”。在張伯苓校長的積極倡導和推動下,自上世紀二三十年代起,傅恩齡先生、蔡維藩先生等一批南開的著名史學家從中日關系及國際關系的視角出發,對日本問題進行了深入研究,並取得了許多有開創性的重要成果。新中國成立後,在一代代學人的傳承和努力下,南開大學始終站在該領域的學術前沿,先後成立了日本史研究室、日本研究中心,並在此基礎上整合學科資源,于2003年設立日本研究院。作爲目前國內高校爲數不多的院級綜合日本研究和高層次人才培養實體機構,日本研究院以其相對較小的體量和精幹的人員隊伍,爲國家培養了一批從事相關領域研究的優秀人才,推出了許多廣受學界認可的高質量代表性成果。

時至今日,南開在日本研究領域彙聚了一批具有科研熱情和能力的資深專家與青年學者,積澱了大量能夠引領學界、産生廣泛影響的研究成果,形成了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並重的傳統和特色。此次日本研究文庫的集結出版,凝結著每一位學者的智慧與心血,是南開深厚學術積澱和文化底蘊的體現,有利于形成中國日本研究的“南開學派”,這不僅是南開學脈的傳承,更是南開精神的永續。

當前,爲加快推動“雙一流”建設,學校提出啓動“4211卓越南開行動計劃”,其中很重要的一項工作,就是制定實施“文科振興”“理科提升”“工科攀登”“生发展”四大计划,力求推进学科门类或学科群整体发展,推动形成新的学科增长点和制高点,全面提升南开的综合竞争力和影响力。历史学尤其是世界史一直是南开的传统优势学科,作为南开大学人文社科领域的中流砥柱,日本史以及综合性的日本研究必将在打造学科特色、提升学术影响力、推进“文科振兴”计划实施的整体进程中发挥更大的牵引和辐射作用。我期待着,南开新百年的荣耀与辉煌,将由包括此次文库编纂团队和在座各位专坚t淌υ谀诘娜体南开学人共同打造,也期待着能有更多代表南开水准的精品佳作和标志性成果的问世。

最後,感謝各位專家學者和媒體朋友的出席!預祝本次發布會圓滿成功!

   謝謝大家!  


在“百年南開日本研究文庫”新書發布會上的致辭

2019928日)

徐海

    尊敬的曹校長,尊敬的楊老師,還有在座的各位新老朋友:

到南開來召開文庫的發布會,見到很多老朋友,非常高興!同時結識新的朋友,也非常榮幸!在舉國上下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的喜慶日子裏,南開大學也迎來了百年華誕,南開百年華誕慶祝活動延續了很長時間,我一直關注。我們今天來到南開,對這所著名的學府表示祝賀!鳳凰出版傳媒集團、江蘇人民出版社作爲南開百年華誕重要項目——“百年南開日本研究文庫”的出版單位,以我們自己熟悉和擅長的方式表達對南開大學百年校慶的致敬,也是我們的榮幸!

在編輯出版文庫的過程中,我們深切地感受到南開的日本研究與南開的校史一樣長,集中體現在南開的精神和學術傳統上。張伯苓校長爲南開立的校訓“允公允能,日新月異”,就是培養愛國愛民之功德,服務社會之能力。張校長也倡導日本研究,並撰寫過日本研究的文章。

過去,南開師生組織日本研究團體舉行演講會,出版研究報刊,以學者的良心和擔當啓發民智,警示社會。日本侵華,南開校園毀于一旦,南開與北大、清華師生跋山涉水從從天津到昆明,從南開到西南聯大,在民族危亡的緊急關頭延續中華文脈,成就了中國教育史上的奇迹和豐碑。

百年時光,一代又一代南開學者秉承著校訓精神,潛心學術,薪火相傳,日積月累,形成獨具特色的南開日本研究的文脈,積累了豐富的學術成果,今天發布的洋洋大觀的19卷著作就是其中的第一批。因爲文庫的出版意義十分重大,價值十分突出,我代表鳳凰出版傳媒集團、代表我剛剛離開的江蘇人民出版社,對南開大學、對南開大學日本研究院表示誠摯的祝賀!

從楊院長、宋院長到現在的劉院長,江蘇人民出版社與南開大學日本研究院的合作保持著緊密地聯系。我們出版了研究院的重大項目“近代以來日本的中國觀”,有非常良好的社會反響。出版後的一個月,我和楊院長到《人民日報》“強國論壇”參加了一次讀者訪談,影響非常大。這套書出版之後獲得了國家出版總局的“三個一百”原創圖書獎,即人文社科、自然科學、文學,三年全國出版的圖書,各評100種,入選這個獎項是對圖書價值的充分肯定。在接受本文庫編輯出版的任務之後,出版社高度重視,成立社領導牽頭工作小組,組織編輯,校對業務骨幹,在裝幀板式、編輯校對、印制質量方面全流程把控,確保文庫按質量按時完成。

多年以來江蘇人民出版社把出版高質量的學術圖書視爲最重要的使命,我們出版的“海外中國研究叢書”延續了三十年,出書總量超過200余種,在海內外引起巨大的反響。楊院長和劉院長都是中國海外中國研究叢書的譯者,我們組織的《南京大屠殺史料集》《世界現代化曆程》《中國美學通史》,“大國通史”已經出版了《英國通史》和《德國通史》,反響非常非常好,馬上即將出版《日本通史》。

《英國通史》前年秋天在上海,正是這個季節,我們在上海師範大學召開了學術研討會和出版座談會,李劍鳴教授和在座的好幾位學者都參加了上海師大的學術研討會。2016年出版的《英國通史》,六卷本精裝定價660元,到目前爲止銷售了1萬套,在學術出版史上是個奇迹。《德國通史》今年1月份剛剛出版,反響也非常好。下一個階段我們很快會出版《日本通史》,之後會出《法國通史》,最後的重大項目是《俄羅斯通史》五卷本,我們覺得五卷本還不夠,我們一直在懇請李劍鳴教授爲我們牽頭啓動“大國通史”裏的《美國通史》,這樣“大國通史”系列就可以基本出版完畢。這套系列書可以牢牢奠定鳳凰出版傳媒集團、江蘇人民出版社在世界史出版領域上不可撼動的地位。

這些大項目的出版都得到了在座的各位學者的大力支持,付出了罕見的心血,其中侯建新教授、李劍鳴教授、王立新教授、王曉德教授都是我們的作者,還有李凡教授的東北亞研究,他們對我們的出版工作給予了極大的支持,産生了很大的社會影響力。

    今天借這個機會單獨向各位學者、向曹院士彙報一下鳳凰出版傳媒集團的情況:剛才講了今天是“雙喜”,一個是共和國的大喜,一個是南開的百年之喜,另外,今天928號很巧也是鳳凰出版集團的成立日。本來我們想在今天舉辦中國出版史上從沒有過的一個活動——作者年會。因爲國慶節前夕活動太多以及來往的車票非常難買,把這個活動推遲到1018號。我們從年初開始策劃,第一批邀請了海內外近百名作者到南京,慶祝我們自己的節日,我們非常感謝所有的作者爲鳳凰出版傳媒集團所有的出版社作出的貢獻,這個活動是國內首創的一個活動。    鳳凰出版傳媒集團目前是國內最大的出版集團,不是之一,因爲我們的規模、出書品種、社會影響力都在全國名列前茅。今年中宣部五月份頒布了出版集團的海外影響力,鳳凰出版傳媒集團爲全國第一。最近海外公認的出版評價公司、認證公司等組織評選,鳳凰出版傳媒集團列全球第12位,列中國第一位。鳳凰出版傳媒集團所有成績的取得,都淵源于所有作者的大力支持和付出,作者是我們的衣食父母,我們沒有作者的大作,我們所有的出版社都成爲無源之水和無米之炊,所以非常感謝作者長期一貫對我們的支持!    南開大學的學術資源對鳳凰出版傳媒集團和江蘇人民出版社包括其它的出版社,包括譯林出版社和其它知名的出版社給予了大力的支持。“中國抗戰專題研究”(100卷)是教育部重大招標項目,明後年將會完成,南開曆史學院的教授也是我們的作者。    另外重大項目我們也在不斷持續地推進,我們將我們的作品奉獻給學人,同時吸納和懇請那些著名的學人給我們提供大力的支持。    我們鳳凰出版傳媒集團有很多來自于南開的學生,這套叢書所在的編輯部的主任就是南開的陳洪老師的弟子。陳洪老師和南京大學文學院院院長徐興無教授兩個人前年主編的“中國文化二十四品”,全國取得了重大的影響。當時我們在南京開教育部中文學術指導會,我們在南京開會的時候啓動了“南南合作”,南京大學和南開大學的合作,我們江蘇人民出版社主要的編輯是來自于南京大學,南開大學也有相當多的編輯。我很好奇的發現,當我用微信在宣傳今天的新書發布會的時候,發現南京和南開的校徽的設計都是紫色的。下面評點的解釋兩個:一個是南南合作,一個叫紅得發紫。    我希望南開大學所有老師的作品,在座的來自全國知名大學和科研機構的知名教授的作品都能交給我們,讓我們作出一些紅得發紫的作品來,回饋社會,報答學人,影響世界。    謝謝各位! 

關于《南開日本研究(1919-1945)》的編輯出版——

在“百年南開日本研究文庫”新書發布會上的致辭

2019928日)

劉運峰

    尊敬的曹校长,各位先生,各位同学:大家下午好!

看到《南開日本研究》(1919-1945)的樣書,我不禁想起四年前《南開東北地理教本》的發現、編校和出版。

20157月的一天,南開大學圖書館在向津南校區搬遷過程中,從1946年南開經濟研究所自昆明回遷時的藏書中發現了油印的《南開東北地理教本》,大家歡呼雀躍,奔走相告,因爲,這是人們苦苦尋覓了很長時間而又踏破鐵鞋無覓處的一部書。學校決定,要在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前夕出版這部書。這時,只剩下不到一個半月的時間了。

那時,我剛剛到出版社任副總編輯,受命完成這個任務。按照常規,在不到一個半月的時間完成重新錄入、排版和三審三校一通讀是不可能的事情,經過商議,決定采取影印的方式出版。我在審稿過程中,也發現不少的差錯,有的是文字性的問題,有的是觀點性問題。因此,我們特地請了幾位資深編輯對原書進行核校,在保持該書原貌的情況下編制勘誤表,附在書後,以便于閱讀和研究。

從劉嶽兵教授編的這部《南開日本研究》(1919-1945)可以看出,南開對于日本的研究起步非常早,成果也非常多,而尤其是以1927年南開滿蒙研究會的成立爲重要的時間節點。一九二七年八月,張伯苓在主持第八屆遠東運動會之後,從上海乘輪船到東北考察,他耳聞目睹,深刻感受到日本人“經營滿蒙之精進與野心”,思想上受到很大震動。他說:“不到東北,不知中國之博大;不到東北,不知中國之危機。”認爲“國人欲願與之(日本)抗衡,必先明了其經營之內幕不可。”十一月十四日,在張伯苓的親自籌劃下,滿蒙研究會(後更名爲東北研究會)在南開中學禮堂成立,以傅恩齡爲主任,意在“專事收集關于滿蒙問題之材料,而用科學的方法,以解決中國之問題。”一九二八年四月,張伯苓由傅恩齡陪同,親自去東北地區的大連、奉天(沈陽)、海龍、安東(丹東)、長春、吉林、哈爾濱等地進行調查,訪問了東省鐵路局經濟調查局、《經濟月刊》編輯部等部門,並與各方面人士舉行座談,獲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資料,認爲建設東北當務之急,一修築鐵路,一獎勵移民。五月七日,在南開大學召開的國恥紀念會上,張伯苓作了題爲《東北歸來對旅途情形及東北現狀的感想》的講演。

一九二八年夏,张伯苓派萧叔玉、蒋廷黻、杨石先、张仲述、李继侗、傅恩龄等去东北考察,搜集整理相关资料,进行學術研究工作。

正是由于張伯苓老校長的倡導,南開的日本研究才得以深入,而且薪火相傳,南開也逐漸成爲日本研究的重鎮,取得了豐碩的成果。而今,皇皇十九卷近千萬字的“百年南開日本研究文庫”就是最好的證明。

今年是南開大學建校100周年,挖掘南開曆史文化資源,繼承南開愛國敬業、公能日新傳統,是南開大學出版社義不容辭的使命和責無旁貸的任務。爲此,我們將《南開日本研究》(1919-1945)列入了百年南開出版計劃。

這部書是劉嶽兵教授銳意窮搜、鈎沈索隱的一部成果。其搜羅之完備,分類之准確,體例之嚴謹,已經在書中得到了很好的呈現。但是,這本書在編輯加工上存在許多困難。由于原稿大多是來自原始檔案資料,需要重排,加之原稿中存在的錯字、脫字、衍字等手民之誤,給編校工作帶來了很大的困難。再有,這本書畢竟是重排而不是影印,需要對原稿中明顯的錯誤進行訂正,而不能一味保持原貌一仍其舊。另外,對于原文的一些內容,也要在保持原貌的前提下,按照現行的出版規範和相關規定進行必要的加工和處理。

爲了保證這本書的編校質量,我們特意安排總編助理、編審莫建來同志擔任責任編輯。莫建來同志1989年研究生畢業于南開大學曆史系,是來新夏先生的高足,有著豐富的編輯經驗,曾經負責《嚴修日記》《益世報》《民國中國小說史著集成》《民國紅學要籍彙刊》《民國文學名刊彙編》《左聯文藝期刊全編》《張伯苓全集》《俞辛燉文集》等大型圖書的編輯工作。

我們在審稿中發現,該書中的原稿由于刊印時間較早、編校不精等原因,存在大量的誤排,這就需要根據具體內容和上下文進行判定,比如,“迸德國于中國權利之外”,其中的“迸”是“屏”的誤排。再比如,將“苛政”排成“苟政”,將“遠東”排成“遠電”,將“張蔭桓”排成“張蔭椬”等。當然,也存在原稿不誤而排錯的情況,如將“昏惑”排成“昏感”,將“騁其野心”排成“聘其野心”,將“大冶”排成“大治”,將“銷售”排成“鎖售”,將“必與”排成“必興”(原文“與”和“興”形近),將“藩鎮”排成“藩鏡”,將“各國”排成“各團”,將“三昧”排成“三味”等等,不一而足。

校樣中存在的更大問題是出現了不少遺漏,比如胡思猷的《日本和帝國主義》一文,其中“以階級特權爲單位的國家”前就漏排了“所以那以自由平等成立的國家,其實仍是以資本爲中心”一句。何廉講的《日本之經濟發展及其現況》,其中“因日本造紙事業之發展亦速”,原文應爲“因日本造紙事業之發達,林業之發展亦速”。再比如蔡維藩的《日本幾個根本錯誤》一文,其中“日本只宜于向”之後漏排了“海洋方面求商業的發展,偏偏海洋方面英美兩國不容許她獨占;她不宜于向”這部分內容。

由于時間的關系,就不一一列舉了。

編校完成之後,又出現了一個難題。由于這本書要和江蘇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前18本統一版式,統一裝幀,統一材質,而雙方相距千裏之遙,又不在同一個印廠印制,很難達到統一。爲此,我特意叮囑出版科科長馬琳同志,一定要和江蘇人民出版社勤于溝通,在用紙、用料、裁切、工藝等方面力求一致,至少不能出現明顯的差異。現在,這19本書擺放在一起,雖然有一點細微的差別,但是,整體是統一的,基本達到了預期的目的。

編輯出版是一項非常繁雜的工作,在人手緊張、時間緊迫的情況下,能夠在南開百年校慶之前如期出版這本書,也算是我們爲百年校慶交上的一份答卷,希望這是一份合格的答卷。

謝謝大家! 

在“百年南開日本研究文庫”新書發布會上的致辭

2019928日)

劉嶽兵

      尊敬的曹雪濤校长、尊敬的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徐海副总经理、江苏人民出版社王保顶副总编辑、南开大学出版社原社长、总编辑劉運峰教授、各位日本问题和世界史研究的权威学者、各位媒体朋友、南开大学相关职能部门的领导、各位同事、文库的作者和同学们:

    “百年南开日本研究文库”的编撰得到南开大学各级领导的关怀和鼓励。今年228日(正月廿四日)晚上,吾t拥讲苎濤校长的电话,曹校长亲切询问“文库”的编辑、出版情况,专门为本文库的经费和出版问题,作了重要指示,给我们以极大的关怀与鼓励。文库的编辑还得到了学校“双一流”建设办公室主任罗延安教授、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部部长梁琪教授、王转运主任、历史学院院长江沛教授的关心和支持。在此对曹校长的亲切关怀和学校各部门领导的支持深表感谢。

    “百年南开日本研究文库”是日本研究院全体师生和南开日本研究者共同努力的结晶。“文库”的总设计师是南开日本研究的第三代领军人物杨栋梁教授。文库的发起、组织,编辑的体例、形式,出版社的选定、作者的范围等主要工作和方针,都是在杨栋梁教授的指导下,文库编委会共同决定和实施的。杨栋梁教授功成身退,把主编的位置郑重地交给目前日本研究院最年轻的教授,我想这也是老院长以身垂范,是南开日本研究团队优良传统的体现。大家不为名利、只求发展,精诚团结、尽心合作,这也是南开“公能”精神的体现,南开日本研究的百年历程,也贯穿了这种南开精神。

    为这套文库,我只是做了一些我应该做的“事务性”的工作。比如,不厌其烦地向学校领导报告这套文库的意义并申请经费;不厌其烦地与两家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联系,做好编辑与编委会及作者之间的联络工作;不厌其烦地发动本院研究生积极参与文库的相关工作,如录入、校对、翻译等。在这些事务性工作的锤炼中,我感觉到自己的耐心、耐力明显增长,更明白了团队精神的可贵!在此对大家所付出的辛勤劳动和对本人工作的积极配合,表示衷心感谢!

    “百年南开日本研究文库”是江苏人民出版社和南开大学出版社领导和编辑共同努力的结果。今年126日下午,我去江蘇人民出版社拜訪文庫的策劃者王保頂副總編輯,保頂同志答應,不管我還能否從學校爭取到多少出版資助,都要把這套書高質量地出版出來,而且出版之後要舉辦新書發布會。吃了這顆定心丸後,我們就可以“撸起袖子加油幹”了。因爲這套書,我與江蘇人民出版社的領導和編輯有了更深入的交往,學到了很多,非常感謝。在文庫的編校階段,主要是與負責本文庫統籌工作的史雪蓮編輯聯系,其敬業、細致、精益求精的精神,爲我所折服。在文庫編校工作接近尾聲進入印刷階段後,主要與出版社數字營銷部鍾志勤副主任聯系,其大刀闊斧、追求卓越的工作風格,不遺余力盡職盡責爲本文庫做好宣傳的工作態度和執行力度,都深深地令我感動。我和保頂兄說,發布會一定要請這兩位女將來參加,我和她們多以電子郵件、短信交流,後來用微信,著急的時候才打電話。因爲聯系編校、廣告宣傳等往返的郵件、微信,加起來不止一千條吧。今天終于見到了,非常高興,我要當著大家的面,對你們說一聲感謝!我要好好向徐海同志和保頂同志學習,學習鳳凰出版傳媒集團和江蘇人民出版社的企業文化企業精神,要研究是靠什麽力量鍛造出這麽優秀的出版人。

    感谢南开大学出版社原社长、总编辑劉運峰教授,文库中属于南开大学校史资料的《南开日本研究(1919-1945)》放在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劉運峰社长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了申报选题、申请书号和CIP号的工作,许多事情都亲力亲为,为本文库的完整呈现、为“百年南开日本研究”的完整呈现,劉運峰教授立下了汗马功劳!

    一个企业也好、一所学校也好、一个研究机构也好,如何才能达到曹雪濤校长所强调的“卓越”境界,我想内部环境是很重要的,愉快的工作环境无疑有利于催生“卓越”的产品或成果。这套文库能否够得上“卓越”我不敢说,但是因为这项成果,在与学校领导、学校相关部门、各位同事、出版社的朋友的交往中,我享受到了这种愉快!当然也有不愉快的时候,那不是因为别的,仅仅只是因为我不是一个好的科研组织者和管理者,其实从“不愉快”中获得的教益也是非常宝贵的。只是这种组织者和管理者的角色并不是我的初衷和理想。我很高兴有这种“意外”的收获。
    最后我想来和大家分享一个故事,一位叫松本重治(1899-1989)的日本記者和政治活動家,在耶魯大學與後來成爲南開大學教授的何廉是同學,1932-1938年以日本聯合通訊社上海分社社長的身份來上海工作,寫過一本回憶錄《上海時代》(中央公論社1974),已經翻譯爲中文,2005年由上海書店出版社出版(曹振威、沈中琦等譯),2010年又重印了。其中記述了一些與南開有關的人和事,不僅有史料意義,而且也有發人深思之處。松本在書中記述了與張伯苓校長在火車上的邂逅。事情的經過和細節,大致是這樣的,九一八事變之後,日本的侵略魔爪從東北伸向化北,19335月中旬,日軍進逼平津,31日簽訂了《塘沽停戰協定》。5月下旬開始,松本從上海去東北和平津旅行,6月初來到天津,何廉教授得到消息後請老同學到南開大學的家中,一起吃飯,晚上就住在學校的招待所。爲了保障松本的安全,何廉派了四個研究生輪流爲他守夜。第二天,松本去北京,買的是一等車廂的票,不料在二等車廂中遇見了張伯苓校長,他們用英語寒暄後,松本道歉說:“日本軍如此爲非作歹,給南開大學和其他地方帶來許多麻煩,實在是對不起了。”接著松本這樣描述:

張先生用威嚴的眼神看著我的臉,說道:“不,責任在中國人這邊。”我完全沒料到張

先生會說出如此出人意料的話來。這話到底是何意思,一時之間我無從領會。雖說有

啰嗦之嫌,但我還是立即問道:“張先生,果真如此嗎?”張先生又肯定地重複了一遍

說:“我相信是這樣的。”雖然我還想問下去,但是考慮到不是說這事的場合,所以說

了句:“祝您身體健康。”便起身告辭回一等車廂去了。對于張先生所說的“責任在中國

人這邊”這句話,我無論如何都不能理解。他到底說的是一般中國人呢,還是具體指最

近與天津的騷亂有直接關系的中國人,即那些爲金錢所驅使,而受日方唆使進行反蔣

行動的一部分雜牌軍呢?不管怎樣,張先生的話,至今還清楚地留在我的耳畔。也

許,他這話是“責人必先自責”的意思把。我對張先生的敬意又更深了一層。

    南開大學招待所、校長坐二等車廂這些花絮另當別論,這裏關鍵還是張伯苓校長的意味深長的“責任在中國人這邊”這句話。當時張校長的英文是怎麽表述的,已經不得而知了。松本的日文原文是:“わるいは中國人のほうです。”“わるいのは中國人のほうです。”將“わるい”翻譯爲“責任”,顯然是意譯,有些言過其實了。根據上下文的意思,直譯爲“是我們中國人做得不好”或許更好。張伯苓校長的回答“是我們中國人做得不好”,當然是一種“委婉”的表達,但是從松本所看到的張伯苓當時表述這種意思時“威嚴的眼神”來看,而且還“肯定地重複了一遍”,可見張伯苓的這種“委婉”是極爲認真、堅決的。那種“威嚴的眼神”讓松本半輩子難以釋懷,可見那是一種具有怎樣的穿透時空的力量!

    那么,中国人应该怎么做才好?

    从当时张伯苓校长的言论来看,他对于时局的态度是非常坚决的,1933415日,他在《申報》上表示,面對當時的嚴重局勢,可行的“唯一之康莊大道,厥惟拼命抵抗而已。爲自衛而抵抗,爲正義而戰爭,終必有博得最後勝利之一日。”521日,在《申報》上對中日關系發表意見,說“非日本放大眼光,一變其侵略政策,我國勢難委屈遷就,結果必至中國無路走,日本亦無路走,而世界和平,更將有最大之波濤發生。”如果我們再聯系到張伯苓19302月發表的《日本研究談》,可見其一貫思路。這篇短論,剛才校長的講話中也提到。張伯苓校長在這裏主張要從國際形勢的大局中看待中日關系,看到兩國關系必然越來越密切,主張各自要生存和發展,就必須相互扶助,要真正做到這一點,強調中國方面要展開對日本的全面研究,設法了解日本的全部內容,認清日本的真相。張伯苓校長在這裏問道:中國對日本的認識,“何至于到現在還是這樣朦胧呢?”這個“張伯苓之問”,南開的日本研究者有責任時時牢記!有責任不斷地做出自己的解答。編輯出版“百年南開日本研究文庫”就是旨在集幾代南開日本研究學人的智慧,從政治經濟和社會文化以及中日交流等方面爲全面破解“張伯苓難題”而遞交的一份答卷。

    南开的日本研究者要自觉地将南开精神贯彻到日本研究之中,公能精神、爱国精神,当然是指导精神,作为南开办学的指针,其意义自不待言。张伯苓的“爱国三问”和那“威严的眼神”我们都不能忘记。在具体的教学研究工作中,我也经常愿意和大家分享19319月發表在《南開雙周》上對“南開精神”的十條概括,分別是:

不知道有“不可能”。

團體合作。

腳踏實地去工作,不說空話。

拿得起,放的下。

迎著頭幹!

只知有大家不知有自己。

盡情的玩,盡情的工作。

沒有虛僞的谄笑。

赤裸裸的心在天真的面部表現出來。

10 頂!

    这十条虽然是针对新入校的同学,我觉得对教师也适用,既严肃又活泼,既认真又风趣。特别是最后一个“顶”字加感叹号,很形象,很生动。我理解就是要敢于追求卓越,勇攀高峰!“百年南开日本研究文库”的编辑和出版,得到了各位领导、同事、同学、朋友的帮助,是团体合作的结果,是集体智慧的结晶。追求卓越、攀登高峰,永无止境。南开的日本研究事业,希望继续得到各界朋友的关怀、提携和指导!謝謝大家!